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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8 10:22:11【3409754】
逞威风等问题仍时有发生。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1日下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曹建明说,过去一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检察工作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一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一些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执法理念存在偏差,服务大局、执法为民等意识不强,就案办案、不善于化解矛盾、不注重执法效果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二是检察队伍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高层次人才相对缺乏,一些检察人员全面把握政策、准确适用法律、办理复杂案件、做好群众工作能力不强。 三是违法违规办案和耍特权、逞威风等问题仍时有发生,极少数检察人员顶风违纪,执法犯法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四是基层基础工作仍需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发展不平衡,一些检察院执法规范化、管理科学化水平不高,案多人少等问题在一些地方依然突出。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高度重视,努力加以解决。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查文晔顾瑞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和平11日对记者透露,中国已建成世界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制动试验台,最高试验速度达到530公里/小时。据李和平介绍,高速列车制动系统是高速列车的关键技术。日前,世界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制动试验台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高速铁路系统试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其最高试验速度达到530公里/小时,该试验台能够1:1地动态模拟高速列车制动情况,还可以模拟干燥、潮湿、气流、低温、降雪等环境条件。这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制动系统的研发和试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高速制动盘和闸片也通过了530公里/小时的试验台试验。 [导读]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黄永胜胡世寿:1928年生,安徽无为县黄姑乡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师长、师长,离休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两架飞机外逃,载着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直升机被英雄飞行员陈修文迫降在怀柔北部山区。我有幸亲临直升机现场,参与处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愿意把这一段历史告诉大家。1971年9月13日早晨5时多,我像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准备出操。师长张良友叫住我,让我去执行紧急任务。张师长说刚接到吴忠司令员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怀柔北部山区上空有一架直升机要迫降,要我们三师立即派人去处理。张师长还交代,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决不能让空军搞走。我立即去办公楼打电话,准备通知七团派一个连去现场。这时部队还没有吹起床号,操场上还没有人,我在去办公楼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他拿着腰带准备出操,我临时“抓”他跟我去执行任务。我们快走到办公楼时,碰上副参谋长曹玉培,我当即叫他通知七团去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我和参谋杨景庭什么武器也没有带,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发了,此时还不到6时。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感觉是大事。我心里非常焦急,也没有去想为什么不能让空军插手,明明是他们的飞机嘛。我命令司机开到80迈。怀柔地区的道路还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没有什么车辆,6时30分我们到达怀柔西边的渤海所。我们到时直升机已经迫降在时令河的河滩上,这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七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直升机现场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机周围全是人。怀柔山区解放前是革命老区,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时间,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拿着锄头、铁锹、棍子,大声喊叫着抓特务。他们七嘴八舌说,直升机是早晨4、5时来的,然后降落的,声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机在空中抖动不止。我们到达现场时,我看见直升机上有一个飞行员(陈修文)歪倒在驾驶舱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两具死尸(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处长于新野)。我问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在渤海所。我把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嘱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机。然后我去了沙峪。在大队部我看到一个穿空军服装的人(李伟信),正在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报告他们迫降在怀柔山区。我们只是执行具体任务,没有对犯人提审的权力,我简单问了他几句。他说他叫李伟信,是空四军秘书处长,在林立果身边工作。李伟信还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我听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伟信捆起来,关进嘎斯车里,由杨参谋看管,不能让他胡说八道。然后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队部,在民兵的帮助下,把另一个活着的飞行员陈士印也捆了起来。这时,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带五连两个排赶来了,真是及时雨!我非常高兴,首先向王副团长宣布事故性质严重,你们任务也非常重,首先把两个犯人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自杀,也不能让他们跑了,更不能被空军抢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断他的腿,决不能打死。接着我派部队切断渤海所至怀柔的公路,切断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机场的空军来抢文件和武器。然后我迅速回到直升机现场,向老百姓宣布:事情性质很严重,请大家远离,不要靠近直升机,保护好现场。 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某某、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七团团长张前进都来到现场,我召集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虽说我对事情也并不清楚,但总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我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七团五连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我同时向在场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怀柔县公安局的干部,包括法医、记者宣布:此次事件有关大局,是机密大事,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请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还给你们,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们对总的情况没有接到上级通报,北京卫戍区规定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其他无可奉告。这是国家大事,请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现场停留,都请立即回去吧。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我向他报告了直升机迫降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李副司令员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我立即将大队的电话调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人民大会堂电话的指示精神,我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这位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我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我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因为师长已经交代不能让空军介入,虽然搞不清为什么,但我对空军方面来的人格外注意。我让这一个班的空军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军战士说他枪里有子弹。我当即命令他们向后转,退子弹,枪放下,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这时部队还没有到,事后想真是有点冒险。正好七团卫生队军医马志军带救护车来到现场,我大声叫马军医把这个班送到你们营房,要团里安排他们休息吃饭。实际上也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11时左右,空军驻怀柔导弹某师政委带着陈参谋长来了,要进现场,被我劝阻。我把他们让到生产大队的一间空房里,屋子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我问他们奉谁的命令。他们说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指示,让他们了解现场情况。我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既然不知道,请两位坐下休息。他们提出要回去,我说不要急,待我报告人民大会堂,得到指示后再作安排(舒云按:其实他们坐吉普车来的途中与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相遇,朱部长简单介绍了情况,他们也看了两具尸体的现场,只是他们进直升机现场被拦)。过了20分钟,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回去工作。11时左右,北京电话指示,派两名得力干部把两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交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我将七团团长张前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请来,交代他们两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交给吴、杨两位首长。我说: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安排完这一切,到了午饭时间。我又渴又饿,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早饭,更不要说午饭了。我要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到沙峪警卫点(仓库)三机连送点饭。直到下午2时炒饭送来了,我才和李刚副司令员等吃了一顿饱饭。约下午3、4时,人民大会堂来电话指示,当晚把三个死者送到警卫二师医院的太平间。于是我决定用七团卫生队的救护车,由五连派三个人,随军医押车。我指挥九连连长李金虎上直升机,将飞行员陈修文的遗体从驾驶室搬下来。直升机的机身上有个用盖板盖住的脚蹬,一伸脚就能打开,可是我们都没有上过直升机,不知道怎么上去,最后只好搭人梯上去,费了很大劲才把陈修文的遗体搬下来。驾驶舱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后舱了。然后我指挥清查直升机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们强行打开后舱门,里面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以及部分子弹。还有一大皮箱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标有全国军队部署等。这中间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发现一部录音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见过什么录音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乱拨乱按,结果弄响了。以后知道是黄永胜、叶群谈乌七八糟的私生活,据说是林立果录的,目的是为了让黄永胜交权的证据。李刚副司令员急忙叫关起来,可是谁也不会关录音机,老是在响。最后有人试图用急救包的绑带把它绑起来,无意中碰到开关,这才不再响了。处理完直升机,我和五连战士清理现场周围。在不远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地碎纸片,红铅笔写的白色纸。我命令全部捡回,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北京卫戍区领导。中央处理慎之又慎。专家拼凑字块时发现少了一个“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带五连一排再去现场找,不巧9月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寻找的难度。我们采取拉网式,反复几趟,才终于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如获至宝,“月”字找到了(舒云按:为了一个“月”字,如此兴师动众。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为何缺失三分之二)。我体会工作作风要细致,特别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细小杂物都不能丢掉,否则将误大事。如果我们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遗物,再细一点,就不会丢掉“月”字,专家复原成“黄永生”,给周总理添了麻烦。据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黄、吴、李、邱,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9月13日19时,我把直升机现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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